从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茶战3》书籍,谈谈国盛茶兴

作者:茶界小学生 更新时间:2022-08-15 12:35 阅读:702

作者: 劉傑的没有斋


从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茶战3》书籍,谈谈国盛茶兴


1《茶战》第三部《东方树叶的起源》即将出版


因为前面两部已经引起了最高决策层和学界的高度关注,而第三部则在书稿阶段,就已经受到了军事专家和经济学家的青睐,前国防大学教授戴旭为本书作序,中国国研院美国所所长、著名国际问题观察家滕建群以及另一位国际著名外交家亲自为这本书的出版背书并推荐。


截止到目前为止,《茶战》以近百万字的篇幅讲述茶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历程,也算是创造了一个纪录。


当然,这还不算后面尚未完成的三部。


如果按原计划全部完成的话,那么,《茶战》以其主题性、战略性以及地缘政治等大范围延展,毫无疑问的将成为全球茶叶历史第一书!


作为世界性饮品,中国的茶叶对人类发展、世界进程以及全球格局的变化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却始终被排斥在主流认可之外。


翻遍欧美历史,几乎对茶叶只字未提,甚至包括中国的历史史料,对茶叶的记载基本上也是寥寥几笔忽略不计,在唐朝之前,能够查阅到的官修正史中,有关茶叶的记载极其有限,这也就给那些竭力鼓吹“发乎于神农”的奇谈怪论。


有了一个不能或无法考证的依据,从而成就了一个牛头马面的虚构人物欺骗世界数千年的弥天大谎!


即便用屁股想想都会感觉到愚昧透顶的虚假故事,为此还专门编出了“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为这个并不存在的神话找出了茶叶起源的出处。


但是,在东汉刘向等编纂的《淮南子.修务训》中,确有“日尝七十二毒”这个说法,可并没有提到一个茶字:


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蠬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仅此居然就被堂而皇之的当成了依据,广泛鼓吹并顶礼膜拜。


但是,这一流传千古的历史神话,却在《茶战3》中被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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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茶叶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话题一直都是业界争论的对象,但无论谁都说不清楚。


多数人都以陆羽在《茶经》里所说的“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作为依据,从而编出了很多故事和传说。但是,文史研究必须要有严谨的证据链,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基础上,我们只能将其做一个假定或者推断。


在远古的历史中,究竟有没有神农这么个人出现?


这还真是一个玄之又玄的谜。


如果说有,实在找不到任何相应的证据;如果说没有,被口口相传了几千年,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口传的历史也是历史。在此,我们只能将其作为一个假定。


且不说中华始祖中是否真的有神农这个人,甚至包括我们一直认为的夏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现在也是存有很大的质疑。


如果我们真的按照陆羽所说“发乎神农”的话,可能就会距离茶叶的真相越来越遥远。


因为无论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竹书纪年》还是西汉初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没有记载神农氏与茶叶之间的关系,所以这种记载理应受到质疑。


如果从现有的文献来找,比较早提到神农这个人的,就是出自《竹书纪年》,其中仅对其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炎帝神农氏,其初国伊,继国耆,合称,又曰伊耆氏


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提到过这个人。至于司马迁的记载,有很多内容并不可考。


一直到了东汉时期,才出现关于神农氏的各种记载。


包括《帝王世纪》在内,直到这个时期,终于有了关于神农氏这个人物的形象描述,而且还是以妖魔的长相推出来:“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山之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烈山氏。”


再加上流传至今的《神农百草经》,无论形象还是著作,其实都与神农氏这个人相差千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神农是被东汉以后才逐渐竖起,到唐朝又被陆羽炮制出的这么一位“茶祖”。


如果我们把神农的传说放下,以理性来推断茶叶的发展历程,相对来说就容易了许多。


当然,此处也仅仅是作为一个推断。


无论多么早的文献有过茶的记载,但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缺少合理的逻辑自洽。


直到汉阳陵出土了茶叶后,我们才能证实茶叶的大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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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茶战3》中,首次出现了“地缘战略”


“地缘战略”这个词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地米斯托克利,也就是著名的“马拉松战役”指挥者之一。


公元前480年,在与波斯帝国薛西斯一世所发动的第二次波希战争战争中,他主动与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在内的三十一个希腊国家结成同盟。


雅典虽然拥有希腊最强大的海军,地米斯托克利为保持同盟团结,主动提出由斯巴达人出任海军统帅,但是由于斯巴达人不善于指挥海军,所以处处要向地米斯托克利请教,因此地米斯托克利实际掌握了海军的统帅权。


在世界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温泉关之战”,希腊和斯巴达联军以三百斩敌两万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


但是,对于这场战争究竟是否存在,就像我们始终质疑古希腊历史一样,我个人选择的是不信。因为在冷兵器时代三百人要砍杀两万人谈何容易?


第一是兵刃的问题,以现代工业所制造的刀械韧度最大强度和最大摩擦力,也仅仅只能砍杀不超过十人,就会导致刀刃变钝,更何况是在两千年前呢?其次是人的问题,人的最大力量承受力究竟可以多少次刀起刀落的挥舞呢?据力量学专家提供的资料,包括兵器在内,一个强壮的士兵每次劈杀的力量将要达到每秒260公斤的力量/速度,最大的力量值不超过50次,而且还必须是在目标静止的前提下。也就是说,人的最大体能在对方没有任何反抗的基础上也仅仅能劈杀50人,计总力但如果在面对面的运动厮杀状态下,按照每人平均挥刀5次与对方博弈,要在短时间内连续拼杀的可能性很小,更何况双方在人数上相差悬殊,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个故事而绝非是真实的历史。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白纸黑字记载的,就像没有足够的证据链能够证明我对古希腊历史以及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人物究竟是否真的在历史上存在的质疑一样,所以也就容不得不信。


假定这段历史并非是人为编造,我们也只能感到遗憾的是,两千多年前东西方的文化并不重合,所以“地缘战略”这个词在当时尚没有完全形成其哲学释义,一直到近年才传到中国,否则的话,汉朝的陈平也应该列入“地缘战略大师”的行列之中。


如果没有陈平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发挥出的重要作用,汉朝极有可能在建国初期就将遭到倾覆之灾,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黄老治术”“与民休息”等治国方略出笼,更没有可能有后来的“文景之治”,那么茶叶也就不可能成为经济作物在两千多年前出现。


至于茶叶的传播路径和方式,多方证据证明,是通过战争的方式传到了欧洲。


这其中包括发生在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与安息帝国之间那场著名的“卡莱战争”和公元四世纪中叶,匈奴西迁横扫整个欧洲有重要关系。据参与和匈人头领阿提拉谈判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记载:


“身材矮小,胸膛广阔,头大眼小,胡须稀疏而呈黄灰色,鼻子扁平,体形长等不太均称。这些都是匈人常见的特征之一。他们几乎所有食物都是直接生吃,尤其是肉类,带着鲜血就直接入口朵颐,然后向天打一个带有腐烂尸体味道的饱嗝。唯独他们喝得水是热的,里面煮的是一种类似某种树叶类的植物。这可能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普利斯库斯是这样形容的。那么他们所喝的“类似某种树叶类的植物”又会是什么呢?一直到今天,土耳其作为全世界人均饮茶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不敢确定是否与5世纪的匈人有关。


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与1453年默罕默德二世攻破君士坦丁堡有直接关系,这至少可以证实一个观点,茶叶的传播与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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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


以司马迁的《史记·平准书》作为一个参考依据,就文景时期的经济发达而言,在物质供应充沛的前提下,种植业必然会出现经济作物。


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茶叶出现的具体时间,包括2016年1月7日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吕厚远等研究人员在英国顶级期刊《自然(Nature)》所属的《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研究成果《Earliest tea as evidence for one branch of the Silk Roadacross theTibetan Plateru》,仅仅是确认了在汉景帝帝陵第15号从葬坑随葬品中发现的植物标本为茶叶,然而并没有说出茶叶形成具体时间的权威论断,


所以,我们只能从理论上进行推断,茶叶出现的时间大约就在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内出现。


我在汉阳陵博物馆亲眼见到了这块茶叶标本,虽然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且已经出现石化,但茶叶外形依然清新可辨,色泽成黑褐色,芽叶尚能显出春茶的豪绒,叶质肥厚,均衡饱满,从外观上和现在的头春茶没有太大的区别。


根据植物学家的介绍,茶叶的无性栽培是从清朝以后才产生,而此前一直都是使用茶种栽培技术。按照一株茶树从茶种栽培到可以采摘茶叶的时间为六年来推算,能够大面积的将茶树驯化的周期将长达一百多年。


这就与汉阳陵出土茶有了契合的关系。汉景帝刘启死于公元前141年正月,而萧何、曹参、张良等人提出“黄老治术”“与民休息”的时间是在“白登之围”后的公元前198年,中间有将近六十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刚好与茶树人工驯化的周期相吻合,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茶叶就是这段时间的产物。


据司马迁的《史记》和英国著名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所著《丝绸之路》所记载,张骞出使时所携带的财富中有丝绸、美酒以及各种珠宝等物品出了京城长安。


这其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按照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吕厚远等研究人员于2016年发表在英国《自然(Nature)》论文的分析,那么茶叶早在汉景帝时代就已经广泛种植,按照中原人的传统文化礼仪和对人情世故的重要原则,送人的礼品一定要选最好的,那么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他所携带的礼物中应该肯定有茶叶!


然而,无论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书籍史料中,都没有提到过茶叶。


由于没有史料所能证明茶叶的出处,这就给这条所谓“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产生了疑问。因为这条由西汉张骞开辟,并于后来成为影响世界历史的西部商道上,中国的专家们却很少有提到这条道路上的通商物品,只是一味地按照德国人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的理解,错误的认为中原王朝早期出口的货物只有丝绸。


直到今天,我始终都无法说服自己,当年的李希霍芬对自己的这一定义究竟是哪里来的自信?而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专家们坚信这条贸易通道上只有丝绸的依据究竟在哪里?


客观地说,如果这条道路上对外贸易输出只有丝绸的话,肯定形不成频繁的贸易往来,因为丝绸在西汉初期不仅仅稀缺,而且产量极其有限,没有任何可能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产品。


那么,究竟什么物品是这条通商路上的主要贸易对象呢?


翻遍了所有史料都没有任何记载,至少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没有一个较为具体的文字记载,甚至也没有提到过丝绸。直到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一书中提到了“丝绸之路”后,似乎才找到了相应的“证据链”。


相对比较权威的解读,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彼得·弗兰科潘所著《丝绸之路》,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丝绸之路就是以丝绸作为主要贸易产品,而且依据是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


按照彼得·弗兰科潘的理解,向异族贡奉丝绸最早是从刘邦时代开始。一场“白登之围”让刘邦明白了自己到底能吃几碗干饭,也知道了匈奴并不是“被上天遗弃的民族”,只好提出“和亲”政策,向匈奴提供汉朝公主及大量贡品,其中包括粮食、美酒和丝绸,以此来保证汉朝这个新兴帝国的安全。


在《丝绸之路》中,彼得·弗兰科潘这样介绍丝绸:“丝绸是汉朝最重要的的贡品,游牧部落极为看重这种纺织品,因为它质地好、分量轻,铺床做衣都用得上。丝绸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拥有那么多的高级绸缎是单于尊贵身份的,并将之赏赐于手下侍从。”


事实上,彼得·弗兰科潘的这种说法并没有更多的物证支持,只是作者对李希霍芬的“丝绸构想”过多迷信而已。


然而,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经过了多年考证后,一针见血的驳斥了“丝绸之路”上有丝绸贸易的说法,事实上,古代的丝绸之路没有输出过一寸丝绸。那么丝绸之路上的物流依据究竟是什么?


包括古埃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及更早时期马里努斯等人不同的解读方式,愈发把这段历史搞得扑朔迷离,使丝绸之路与茶叶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遥远,以至于到了只字不提的程度,茶叶就此疏离了历史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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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茶文化


说到文化,2018年我在西安茶叶高峰论坛上曾经公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陕西,作为治国历史上最有文化的一个省份,却在茶叶的问题上做了一件极其没文化的事,这就是“1368”品牌。


在西安的时候我曾经见过大文化,就连酒店的洗手间也不叫茅房或厕所那么俗不可耐的称呼,也不叫卫生间、化妆室等虚假的令人反胃的间接,而是被称做“畅快惬意阁”,看了之后让人忍俊不禁,男厕为“畅快斋”,女厕叫做“惬意园”,门口还有对联,上联是“满腹经纶匆忙来”,下联是“涓滴归公尽兴返”,中间的横批让人哑然失笑:“自娱自乐”。


细细想来,确实如此,很隐晦又很明白,尤其是那横批,真真的是自娱自乐!


这才叫做文化。而那些连茶叶的出处都说不明白的“专家”们,想当然地张开一张血盆大口狂喷“茶文化”,其用心一目了然。


陕西不仅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深的地方,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世界茶叶的祖先。


然而,原产于唐贞观年间的茯茶,却自捣乌龙搞出个令人啼笑皆非不伦不类的1368,即明朝的洪武元年!


之前的那些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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