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著作仅是文人头脑中理论的反映，还不足以说明整个茶风的兴盛，那么，当时的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茶文化实践，则足以说明茶文化的宗教性道德功能的化民成俗之效了。
事实上，不仅宫廷层面，茶风极盛，文人坊间更是风尚所及，无不受染。谓予不信，有大量诗作为证。茶诗在唐中期以后，迅速增多，文人不涉及茶，似乎反为不正常现象。再一个层面是市井乡间普通民众，底层人民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同样能够把握茶的高洁、廉俭、朴素、平和的实质。
《茶酒论》对此有深刻论述。王敷所以要以民众语言说出茶酒之鲜明对照，并非平白无故，正是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民间已有茶风之普及，且民间也已受到陆羽《茶经》精神的影响。
欧阳修在其《集古录》中甚至记述了“茶肆”把陆羽当作神来祀奉的故事，李靓更是用“君子小人靡不嗜之，富贵贫贱靡不用也”。
记述了当时状况(见《吁江集》)。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谓“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几位大儒对茶之于风俗，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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