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两名北京青年孔和杨来到巴黎耶稣会修道院学习。1763年，法国耶稣会解散后，急盼回国的两人得到法国国务秘书亨利·伯丁（Henri Bertin）的帮助，并答应回国后帮助伯丁搜集中国的资料。伯丁并没有立即安排两人回国，而是通过政府基金让两人学习了自然哲学、化学、雕塑、绘画等，还让两人游历参观了里昂等地的手工业作坊。游学一年后，两人才被安排躲在一艘中国澳门的船上，借着夜色换装回到了北京。之后两人与北京传教士合作为伯丁提供了大量的资料。18世纪欧洲汉学“三大巨著”之一的《中国杂纂》（又名《中国丛刊》）正是根据这些资料编成。
接着法国便爆发了大革命，伯丁历尽艰辛保住了手中的资料——其中仅关于中国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原创版画就有400幅，而且多数还未来得及在《中国杂纂》上出版。后来，速记员约瑟夫·布列东（Joseph Breton）偶然得到了这批资料。在整理添加说明后，1811年闻名遐迩的《中国服饰与艺术》一书出版了。
▲ 农业祭祀典礼
▲ 乾隆皇帝
▲ 身着夏装的清朝官员
▲ 身穿官服去上朝的五品官员
亨利·伯丁，1720年3月24日出生于法国西南部城市佩里格；1792年9月16日逝世于比利时列日省东部阿登地区的小镇斯帕。1741年，他来到波尔多，成为一名律师。1757年至1759年，担任巴黎警察局副局长一职。1759年，他接受路易十五的任命，出任财政总监，不过他与国王约定，一旦法国恢复和平，他就辞职。为了更好地调整税收，他建立了新的土地登记制度，却遭到巴黎议会的激烈反对。1763年12月14日，他辞去财政总监一职，转任国务秘书，负责管理包括东印度公司、棉纺织、畜牧学校、采矿、出租车、彩票、内陆水运在内的多项业务。
▲ 一位正在烧纸的满族女性
▲ 皇长子及其妻子和侍从
▲ 造纸工序第三步：煮沸纸浆，控干，沉淀成纸
▲ 训练猴子爬到高处采摘茶叶
作为法国重农主义的核心人物，这位法国皇家农业协会成员不单是农业改革的设计师之一，还创建了里昂兽医学院。他坚信中国农业和科技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委托旅行者和传教士搜集资料，这才有了帮助北京青年孔和杨，以及资助晁俊秀和钱德明神父到访中国等故事。1766年至1792年，他与北堂的传教士书信来往密切。他将问卷寄给北堂的钱德明等人，钱德明等人则将翻译的中国资料、撰写的报道、收集的植物种子及各种标本寄回给伯丁。
问卷涵盖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各个领域，从各省农业生产对气候的依赖、牲畜的繁殖、粮食的存储、收成的分配，到农民的地位和土地的获取等。1766年，他还专门向传教士请教了关于中国的储备经济、粮食贸易和价格等问题。收到报告后，伯丁仔细阅读，亲自参与修订，并把选定的文章刊登在《中国杂纂》上。
伯丁还是个十足的“中国迷”。他家中设有“中国室”，专门陈列中国的珍宝及标本。据说，他曾一次就得到两大箱来自中国的泥人和纸人，共计31个。
▲ 流动花贩
▲ 孩子玩的纸马（左）与玩具商（右）
▲ 摇铃招揽顾客的理发匠
▲ 踢毽子的中国孩子与卖小丑玩具的小贩
约瑟夫·布列东，1777年11月16日出生于巴黎，老家是法国东部的穆松桥镇。他年轻时师从法国速记学家西奥多·皮埃尔·伯丁，曾与人一起用速记法记录法国师范学院三年级的课程，还记录了拉格朗日、贝托莱、布鲁塞等名家的授课内容。他在短时间内组建了一支速记队伍，从1792年起负责记录国民立法议会的每场辩论，如格拉克斯·巴贝夫诉讼案。从1815年起，他一直担任议会速记员，直到1852年去世。他主持组建的速记员队伍（一般有十几名负责人）一直延续至今，极大地保障了议会辩论的民主和透明。
▲ 室内的妇人和她的孩子们，从服饰可看出妇人在家中地位很高
▲ 中国渔夫训练鸬鹚捕鱼
▲ 犯错的通事受到惩罚
▲ 配有火枪的八旗士兵（左）与被施以枷刑的罪犯（右）
他还参与创办了《司法报》、《分庭速记员》（Le Sténographedes Chambres）、《箴言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并从1815年开始到1852年逝世一直效力于《辩论报》（Le Journal des Débats）。此外，他在《法国公报》（La Gazette de France）、《总公报》（Le Journal Général）和《巴黎日报》（LeJournal de Paris）上也十分活跃。
布列东精通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曾翻译过多部著作，包括贝尔萨扎尔·阿克关于风俗习惯的著作。在法庭上，他负责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意大利语等语种的口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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