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陆羽《茶经》，奠定了茶之为学的历史文化地位。
千百年来，与茶相关的各色人等，无不奉《茶经》为圭臬。时至今日，这部不足万字的茶学专著，在指导制茶、选茶、泡茶、品茶等实用层面，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对于《茶经》的解读，是从本源上了解茶之为物的基准。
不读《茶经》不识茶。茶人不解《茶经》，犹如将军不识兵书。从茶之精神渊薮获取能量，大可受益终生。茶人之精行俭德，殆自《茶经》始。
是为破题。
笔记之一：“野放型”茶树的优势
野茶，是近年来普洱茶行业十分推崇的营销噱头之一。其重要依据，便是《茶经》中“野者上，园者次”的断言。
从字面上理解，即“茶叶的品质以山野自然生长的为好，在园圃栽种的较次”。一些商家有意或无意将“野者上”等同于野茶，显然是对陆羽的曲解。这里的“野”，应指“野放型”茶树，而非“野生型”茶树。因为陆羽的断言前面，说的是茶树的栽培方法——“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这明确框定了栽培型茶树的范围：“野者”也即栽培型的“野”，并非野生的“野”。
在陆羽诞生之前，茶树的栽培已十分普遍。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提到，现代中国所有的记载都确定在350年前后，茶树开始栽培在四川，由此地向外逐渐扩展到长江流域，然后再发展到沿海各地。唐朝时，茶树已经遍布于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广东、安徽、山西、贵州等地。
从陆羽同友人的相互赠诗酬答中可以发现，陆羽曾经长期在江苏、浙江、江西等地游历，耗费大量精力深入研究茶叶的采制、品饮等，显然对于这些地区的“栽培型”茶树品质有着充分的了解。
西双版纳，与杂树混生的“野放型”茶园
为什么说“野者上”？以普洱茶为例，“野放型”茶树本质上仍为人工栽培型茶树。茶树散布于自然山野之中，与周围的杂木混生，植被种类丰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群落。因而“野放型”茶树具备较强的抗病虫害能力。难得的是，“野放型”茶树往往处于杂木的遮蔽之下，由此形成的散射光条件，有利于茶叶中咖啡因、氨基酸、多种芳香物质等的大量形成，同时碳水化合物、茶多酚的含量相对降低，这正是“野放型”茶树产出的茶叶滋味鲜爽、香气丰富、涩味不显等优秀品质的根本原因所在。
“野生型”茶树则是未经人工驯化的原始型茶树。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虞富莲教授在《中国古茶树》一书中写道，“野生型”茶树茶多酚、儿茶素、氨基酸、咖啡碱等有效物质都显著低于常规值，成品茶多数香气低沉，滋味淡薄，缺乏鲜爽感。
从品质角度来看，“野放型”茶树与“野生型”茶树是有着天壤之别的。笼统地以野茶来概括“野放型”或“野生型”茶树，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西盟佤山，集中连片种植的台地茶园
而与集中连片种植的台地茶（园者）相比，“野放型”茶树的优势就更加明显。前者多为无性繁殖，抗病虫害能力差。且由于种植密度大，茶树生长过程中对土壤养分、水分的争夺异常激烈，必须人为施肥施药，茶树的正常生长才能得以保证。而且，台地茶相对于“野放型”茶树，较难获得散射光照条件，这对茶叶的风味形成显然也有很大影响。一千多年前，陆羽能得出“园者次”的结论，是有科学依据的。
今天在云南的普洱茶主产区，“野放型”茶树主要来自于那些荒废已久的古茶园。一些偷偷摸摸发生的毁林种茶行为，显然也有出于“野放”的考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对“野者上”的认可。而越来越多园圃栽种的台地茶，也有意识地在茶园中引种樟树等杂木，意在人为创造散射光条件，改善茶园生态环境，从而提升“园者”茶的品质。
追本溯源，陆羽“野者上，园者次”的论断永不过时。
作者在云南古茶园考察
附原文：《茶经·一之源》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
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乏、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
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易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设服荠苨，使六疾不瘳。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矣。
文：老茶鬼（茶界独立评论员）202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