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茶|不见硝烟的战争:抗战时祁门红茶贸易浮沉侧记

作者:阿斌 更新时间:2022-11-08 00:27 阅读:469

从1936年4月开始,上海的茶业界被一片愁云惨雾萦绕,茶商们陷入了空前的恐慌。


国民政府实业部电话铃此起彼伏,十有八九是茶商们的抗议来电;报纸更是连夜加印,刊载茶商们的呼吁。


这一切慌乱的来源,便是4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祁红统制。当天,安徽与江西两省政府在安庆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从此,皖赣红茶将由省政府直接贷款,直接运销。


作为中间商的茶商们,眼瞅着,饭碗要被砸了,空前地抱成了团,不仅派商界代表到安徽与政府商谈,甚至还停兑歇业。


这场不见硝烟的“官商之战”,现在看来不过是乱世中的又一段插曲,即便是在当时也未能够引起全国的关注。然而事实上,它的背后是中国茶业自晚清以来的兴衰浮沉。


产茶大国为何要进口茶叶?


自17世纪初中国茶叶风靡欧洲后,中国一度是世界茶叶的最大输出国。1875年,安徽祁门地区改制红茶成功,因其独特的香气以及优良的品质,祁门红茶在国际上一路畅销。


祁门红茶创制人胡元龙的制茶要领手稿,现存于祁红博物馆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祁门红茶的实际年产量达到四五十万担,占中国整体红茶输出量的80%。


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祁门红茶荣获一枚大奖章和两枚金牌,成为中国茶叶最具国际声望的代表。纽约、旧金山等银行、贸易行纷纷组织代表来华考察,购买货源销往欧洲。


然而繁花似锦背后,早已危机四伏。印度茶、锡兰茶、日本茶,利用现代化机器生产,渐有后来居上之势。


最终,时间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无论产量、销量,还是质量,中国茶业衰象毕现,年产量降到了仅五六万担,对外出口更是低迷。


以祁红为例,祁红由于制作成本问题,以及受国际汇兑的影响,价格居高不下。在国际上邻居们工业化生产的十面埋伏下,祁红对英国的出口量,从1932年的25625.31担逐年递减,到了1934年已经比之前少了4095.35担。


原本就非产业化的茶叶种植更是受到了严重打击,茶商无钱购茶,茶农则放任茶叶生长,以致过了祁红上市时间。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进口的外国茶叶、咖啡和可可开始取代国产茶叶。


祁红的处境是当时整个中国茶业的一个缩影,产茶大国到头来却要进口茶叶,与国内茶业的生产和运输销售模式有很大关系。


一片茶叶,从离开中国的茶园到制茶装箱,再几经转手,最终出现在伦敦某个午后成为下午茶的主角,期间经历了很多复杂的中间环节。直观来看,光中间商就有好几层。先是上海的购茶洋行,他们不但垄断了所有的外销订单,连市场的茶价也由他们决定。其次是茶栈,放贷款给地方的茶号让他们收茶制茶,再转手把茶叶卖给洋行。茶号用现金向茶农购买毛茶,回去再亲自加工精制或者转手他人继续赚差价。


这些明面上的剥削,外加交易中洋行的任意划价或是茶栈的低价收购等非常规操作,导致处在最底层的茶农几乎年年吃亏,对于茶叶种植的投入也就越来越少。外国进口商剥削洋行,洋行剥削内地茶商,内地商又去剥削茶贩再到茶农,这样的恶性循环成为了之后政府祁红统制的重点,也是造成官商之争的主要矛盾。


官商斗法: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根据当时安徽省政府的说法,1936年实行祁红统制就是因为茶商和茶农之间存在太多层的剥削操纵,导致运输还有销售都受到层层限制,最终“产量日减,销路日落”。所以为了复兴中国的茶叶,政府要开始宏观调控,“统制运销”。


政府为此做了很多配套规划:制定了统一的运销路线;请国内外专家来评定茶叶品质以及价格。销售上,计划绕过洋行直接外销国际。此外还施行了一些减免茶税的政策,或是派技术人员出国考察等等。


这意味着,今后只有在符合政府规定标准并登记过的茶号,才能运送茶叶到市场销售并且获得银行的贷款用来收茶制茶。


看上去,就是政府在出钱出力,削减中间环节的费用,为茶农们谋利。


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拍手称快的,上海的茶商们首先就不买账了。政府这么做,显然是绕过了他们这些中间商。简直是砸了他们的饭碗,于是一场官商之间的“斗法”就展开了。


民国时期的红茶凭票


3月29日,上海市洋庄茶业工会向实业部发电报恳请撤销皖赣两省红茶统制。


4月1日,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不理会“恳请”,迅速成立。


4月9日,上海市商会又致电实业部,再次恳请撤销统制,电文中就直白的指出“今以统制之名,行省营之实,……使茶商求生无地。”而安徽省政府对此颇不以为然,因此敷衍了了。


4月15日,上海茶业界眼看撤销无望,只能另寻出路,派了茶商代表孙子茀、卓华谱、卓镜澄三人到安徽向省财政厅还有建设厅提出“官运商销”的折中办法,即政府只负责运输,不干涉茶栈销售茶叶。


然而这个提议又落空了。于是上海14家茶栈决定联合抵制,4月21日茶栈开始停兑歇业。而安徽省政府的态度却是越来越强硬,毫无妥协的意向,双方一直僵持到5月初。期间实业部一直对安徽省政府的统制决定持着默许的态度。


面对政府的“消极调解”以及地方政府的强硬,最终上海六家经营祁红的茶栈不得不向政府妥协。


战时祁红短暂的春天


祁红统制的施行,是颇见成效的。祁门县的红茶产量在三十年代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1919年祁门全县有茶园1133.3公顷,1933年有茶园增至2666.7公顷。1933年时祁红年产33209箱,到了1939年增长到了69859箱,占全国外销红茶产量的三分之一,与1928年五千多箱的产量相比更是天壤之别。


民国包装精美的茶叶


此外,统制前夕就已投入运营的祁门茶业改良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茶叶科研机构,也不断地增产优良品质的茶叶。1936年,《申报》《中央日报》都对改良场生产的祁红茶叶售价达到新高做了报道。


据1936年6月1日《申报》的文章《祁门茶业改良场所制祁红》称:“本年祁门茶叶改良场精制红茶46箱,运沪排名祁红,经中外茶师品评,认为该茶做工、叶底、水味、香气等在祁红中均称上乘,闻已由委员会农业处办理茶叶联合推销驻沪专事处,售与怡和洋行得275元。”


《国际贸易导报》(1937年9卷2号)则刊载改良场首任场长吴觉农先生的文章《一年来之茶叶》,文章称:“祁门茶业改良场今年开始大量生产红茶问世,形式整齐,色味俱绝、叶底明净、茶身清洁、售价之高、开最高纪录。计头批售价达275元,二批达240元,三批90元,甚至夏茶售价达170元之谱。”


这对于曾经一度低迷的国内茶叶市场来讲,实在令人鼓舞。


同年,为了刺激茶叶品质的提升,在安徽祁门和屯溪最先举办产地检验。由上海商品检验局派遣检验人员,在祁门、至德、经公桥、景德镇等四个检验区,设办事处,实施产地检验。


这项工作是由政府领导,各个茶号都必须强迫检验。凡是检验合格的,给发一张产地检验证,不合格的不仅没有证书,而且会被上报给皖赣红茶委员会运输组织,也就是意味着将运不出去,自然也就卖不掉。


此举保证了茶叶从原料到制作再到储存均合格达标,也在之后的国际市场上提高了中国茶业的信誉。


这份信誉,不仅使销路逐渐拓展,甚至出现过祁红供不应求的情形。尤其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方面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沿海人口也有很多向内地迁徙,消费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为了增加外汇收入支持抗战,在全国范围推行茶叶统销政策,客观上促进了江南茶业的发展,祁门地处徽州山区,又与杭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毗邻,地理位置独特,祁门红茶曾一度销量大增,发展迅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战争阴霾下祁红再度蛰伏


可惜的是,统制带来的祁红春天转瞬即逝。一方面茶号玩弄种种伎俩,对茶农进行价格剥削;另一方面茶号自己又被银行剥削。银行的利息看似减轻,但是其他附加条件都可以使人从中渔利。


同时,安徽省政府虽然对茶栈商人十分强硬,但是面对上海的洋行,却在不断地妥协,最终保留了洋行早先就一直征收的各项不合理的杂费。尽管运销委员会曾尝试过绕开洋行直销茶叶到海外,然而这个“愿景”也还是落空了,洋行仍然保留了之前对外销茶销路的垄断。


而祁门茶叶改良场方面,由于一直受经费的限制,也未能充分发挥其职能。1941年末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对中国海上进行封锁,切断了祁红的主要销路海外市场,使祁红产业陷入极端困境。改良场自然也难以为继,暂停所有的科研工作,进入保管状态。


刚稍有起色的中国茶业又因为局势的动荡而衰败下去。以祁门红茶精制的实际生产状况为例,在1939年达到顶峰之后,1940年虽减量不少,但是仍然生产了6万多箱,但是到了1941年的时候,年产就只有不到4万箱,到了1942年更是不足万箱,只生产了3971箱红茶。一方面,农村受到战事的波及,农村与农田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农村地区的壮年劳力以及传统运输畜力都被战时征用,生产力减低,运输不畅,已生产茶业则大量囤积。另一方面,战时物价高涨,农村生产以及生活成本也随之增高,而为了应付战事,祁红统制的资金依靠——银行贷款——在这一时期也不得不减少甚至停贷,导致农村的生产资金更加匮乏而不得不缩减种植面积甚至放弃茶园。


除了生产同样受到战争影响的,还有销路,由于战事蔓延,原本的许多运输渠道都不再通行,这种状况下,不得不采取更加曲折的运输路线。而国际贸易更是随着战争的灼热化而受到严重影响。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单是祁红的外销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40年代外销量一直难以破万,在1945年战争的尾声时,只出口了2700箱。


祁红的再次复兴便是1949年以后了,曾经沉寂于寒冬的祁红产业,老树新枝,经典制茶技艺薪火相传,迎来新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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