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隋唐以后，茶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由此茶文化进入兴盛的时代。唐代茶文化的发展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⑴对茶叶功效的认识有所提高中国古人曾认为茶有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唐朝卢仝的《七碗茶歌》也对茶做了非常形象的描述：“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句话既道出了喝茶的方式，也说明了每喝下一杯茶水的功效。
唐代茶叶消费的发展与茶叶本身所具有的许多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正如谚语所云：“饮茶有百益，消食又解腻。”茶叶中所含成分很多，有近400种，主要有咖啡碱、茶碱、可可碱、多种维生素等，尤其是各种维生素含量高。古人对饮茶益处的认识因受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不够准确、丰富，但通过长期饮茶，他们对茶叶的许多作用是有十分直观而正确的认识的。早在唐代以前，人们便认识到吃茶有兴奋神经的作用。《广雅》云：“荆巴间采茶作饼，„„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①《博物志》卷四云：“饮真茶，令人少眠。”
②入唐以后，唐人苏恭在《唐本草》中对茶的药用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茗，苦茶。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苦茶主下气消宿食。”
③唐人孟诜在《食疗本草》中亦有类似见解：“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
④指出茶叶不仅可以提神，还可以用来治疗曲鳝瘴一类的疾病。由于茶叶有很好的医疗效用，所以唐代即有“茶药”(见代宗大历十四年王国题写的“茶药”)一词。唐代陈藏就曾强调过：茶为万病之药。茶不但有对多科疾病的治疗效能，而目有良好的延年益寿、抗老强身的作用。茶叶因为具有的提神益思、驱除睡魔、生津止渴、消除疲劳的功效，在佛寺中受到僧人的极大欢迎。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和戒荤食素等戒律。佛教还重视坐禅修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而且必须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长时间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所以茶叶无疑成为僧人们喜爱的饮料。
⑵佛道儒三教对茶文化发展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发达，中西文化交往也十分繁荣，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海纳百川的多元化开放格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教、道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外来文化的佛教，经过统治阶级的扶持栽培，此时也发展到了极至。
儒家以茶修德，提倡中庸、和谐，目的是要修身、齐家、治国。道家以茶修心，追求宁静、淡泊，目的是升仙成道。佛家以茶修性，追求清静寂灭，目的是“明心见性”，达到佛的觉悟。他们饮茶的目的虽不相同，但追求的精神却是统一的，茶文化成为彼此认同、融合的契合点，成为沟通儒、道、佛各家的媒介。
唐代佛教禅宗盛行，禅宗重视“坐禅修行”。茶既有提神养心之用，又能促进思考，有利禅修，于是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一代茶学鼻祖陆羽，三岁时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在西湖边拾得，抱回寺里收养。智积禅师学识渊博，嗜茶也精于茶事，陆羽自幼受其熏陶。后来他收集各地资料，考察茶事，评茶品水，并进行深入研究，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三卷，详细论述了茶的性质、品质、产地、采制、烹饮方法及烹饮用具等。陆羽被后世尊为“茶圣”。在唐代茶文化的发展史上，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道教是发源于我国本土的传统宗教，道教崇尚“清、静”，主张“无为而治”，张扬个性自由，追求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由于佛教东汉以后才传入我国，因而道教早于佛教，首先接受了饮茶之习。饮茶使心灵所得到的清净、恬淡、无为、自然，正是道家所追求的真谛，茶叶所生长的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也是道家修行的最理想之场所。更何况茶叶本“南方之嘉木”，秉受大自然之甘露恩泽，享尽群山之钟秀灵气。道家认为茶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琼浆仙露，饮茶有助于他们与自然的沟通，有助于他们悟道修道，有助于他们羽化成仙。唐代许多茶人，在儒、佛、道之间的文化信仰上，都是相通的。
白居易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但也熟知佛教教理，好与佛教僧人交往，晚年自称“香山居士”。僧皎然为唐代名僧，但其《饮茶歌》却更清楚的反映了茶与道家的关系及羽化成仙的道教思想。一代茶圣陆羽，从小生长在寺院，深受佛教熏陶，但他又不愿出家，长大后多与文人儒士往来，具有浓郁的儒家思想。从其设计制作的茶具来看，他对道教文化也深有研究。
⑶茶叶文化出现品牌化现象与茶文化相关的品牌有：名茶、名水和茶具以及茶叶产地。这不仅是茶叶生产具有规模性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是茶叶进入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国名茶绝大部分是自唐代开始生产的。虽然中国南方几乎都种茶，但是仍然以其中心城市命名，出现了各类名牌产品。
《唐代史补》卷下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草，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寿山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贷不在焉。各地打出自己的名牌产品旗号，说明围绕茶叶的生产与销售，出现了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对于改善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有很大意义。由于湖州和常州都出产贡茶，每逢进贡之日，两州太守都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行茶宴。两州太守和一些社会名流共同品尝、审定贡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茶文化的品牌宣传。
有一年，白居易因病不能参加茶宴写诗一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诗》，诗中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诗人生动的描写了茶宴的美妙盛况和自叹不能到会的惋惜心情。有了这些当时的名人，文化人对名茶的无形中的宣传更加使茶文化具有品牌化的地方特色。陆羽在《茶经》提出了饮茶之人的精神品性为“精行简德”。在“四之器”中对茶碗的评价中认为“越州上”，究其原因，“越瓷类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这有着中国古代君子与玉比德的美学思想的渊源，也与陆羽“精行简德”的精神要求是一致的;“越瓷类冰”——越窑茶碗冰清玉洁的质感其实是饮茶之君子内在人格的外在表现;“越瓷青而茶色绿”，“青则益茶”——釉色也益茶色，而且茶色使青瓷茶器愈发深沉含蓄，茶与器相得益彰;“口唇不卷，底卷而浅”——越瓷茶瓯的造型于饮茶适用。可见当时饮茶大师对茶具的要求之高以及对茶具的独特理解。对茶具的功能性、材料质地、美学艺术、精神品性都有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