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许多的包办婚姻，在那个时代里大多伊人最终都劳燕分飞，可是在那个紊乱的时代和婚姻中也不乏有那么些恋人——胡适与江冬秀就是其中一对儿。
这对外人眼里极端不相配的夫妻——一个是大文人，专家、教授，一个是大字不识的乡下小脚老太太，却彼此陪同至老。
在后世，有许多人评价：他们是包办婚姻中的成功典范，不般配的婚姻却有看得见的爱情与深情。
周质平先生说：“胡适的婚姻，基本上只是‘甘心为爱我者屈’的一个具体表现。”
胡适自己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
胡适娶江冬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孝顺母亲，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915年，胡适母亲听说胡适在美国另讨了老婆，要与江冬秀解除婚约，便去请胡适的叔叔胡近仁代写家书，叫儿子勿违母命，胡适马上回信安慰母亲。
《藏晖室札记》卷九“五八第九号家书”云： 儿对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
婚后，有一次，胡适病了，不认识多少字的江冬秀写信问候他。胡适为此曾写了一首诗：“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这首诗几乎代表了胡适终生对江冬秀的感情，只是“欢喜”而已。
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并不像唐德刚所说的“十分幸福”，并非是“和和平平40年，始终一对好姻缘”。
而导致他们没有感情的原因，则是两人性格与知识层次的冲突，说白了，是三观不合。
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徐志摩那样多情，郭沫若那样势利。
胡适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
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至有一次幽默杂志《论语》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为人可见一斑。
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
而江冬秀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太太，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性格泼辣，见识短浅，眼界仅限于乡野。
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不会有我们所想像的那种浪漫的故事，两人之间除了偶尔有一点火花外，大部分时间都太平静了，平静地激不起一点涟漪。
令人不解的是，而后几十年这样沉闷的生活中，胡适遇到了太多才貌远胜江冬秀而又爱慕自己的知识女性。
但是他却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发动家庭革命。
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其一，在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纷纷喜新厌旧，家庭革命，抛弃了糟糠之妻的新潮中（包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这些有成就的作家），胡适能忍他人所不能忍，和江冬秀“恩爱”相处，便在朋友中受到特别的敬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爱面子好名的胡适也为此而自豪。
傅斯年就曾对胡适说，我们这些新派表面上西化，生活上却还是很传统的。胡适深有同感，他以洋博士的身份娶乡下女子江冬秀，朋友们非但不鄙薄他，反而对他深表敬意，为他的自我牺牲而感动。
其二，江氏深谙驯夫之术，整治胡适这样好面子、好为人师的学者，她是最拿手不过了。
胡适的弱点被聪明的江冬秀摸得一清二楚：胡适爱名，爱面子，爱保持他那作国人导师的圣人形象，所以，一发现胡适的婚外恋情，江氏就泼而又泼，恨不得拉着胡适到大街上找街坊邻居们评理，这些招术屡试不爽，吓得胡适噤若寒蝉。
胡适为人谦和，最不愿的事就是与人吵架，尤其是与自己的妻子，他宁愿一个人吞下这颗苦果。
胡适打心眼里痛恨这个婚姻，但是他不敢下定决心。
他总是在学界领袖的地位与生活的自由之间衡量。
应该说胡适的悲剧，不仅仅在于江氏的凶悍，更是因为胡适自己的懦弱。
周质平认为，胡适对自己的婚姻，经过了一番自我说服的功夫，而达到了“近乎自我欺瞒的境界”。
他甚至以“上断头台”来形容胡适结婚时的心情。
“觉得胡适成婚那一刻的心情，与其说是洞房花烛的喜悦，不如说是烈士就义之前一种成仁的悲壮情怀。”（周质平，“胡适与赵元任”，《胡适丛论》）
胡适跟曹诚英热恋的时候，确曾动过“家庭革命”的念头。但是江冬秀太“凶”，胡适怯懦了。
但世无完人，能够做到善良、正直足矣，所有的一切都不影响大家对胡适的评价：史上君子，当如胡适。
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
婚姻与爱情是两回事。
婚姻“这有赖于良知与激情博弈；责任与自我斗争”。
婚姻实际靠的是责任和爱的无私付出。胡适能做到与江冬秀不离不弃，风风雨雨过了一辈子，就很不错了。
婚姻是靠缘分的，赵明诚与李清照能情意相投，赌书消得泼茶香，难得一见。
一般夫妻其实都是合伙过日子，不见得就拥有真正的爱情，千年难得李清照赵明诚，百年难等钱钟书杨绛。
好的婚姻并不一定是好的爱情，但好的爱情一定会有好的婚姻，可并不是有爱情就能走进婚姻。
聊茶往事：民国时代最登对的那对情侣冲破阻碍结了婚会偕老吗？
聊茶往事，我们聊聊那些风月与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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